回湘后，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立即在长沙、湘潭、衡山农村奔走，恢 复党、工会、农协组织，并将各地公开的党、工会、农协的工作转人地下。

6月26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打着调解紧张局势的名义回长沙。唐生智，湖南东安人，在4月蒋介石叛变后，他曾受命武汉国民政府，率师进行第二次北伐，力克郑州。唐生智抵达长沙时，欢迎他的既有何键特使余湘三等策动的人马，也有中共长沙市基层支部组织的工农群众。

然而，唐到长沙后，由于何键发动马日事变，动摇了他在湖南的群众基础，即被余湘三、张翼鹏、王东原等所左右，没过几天，唐生智就在余湘三等豪绅政客支持下，悍然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工农运动领导失败，横流溃决、迭呈恐怖，到处抽捐罚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杀害，日言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则日事拆散联合战线，提倡阶级斗争，务使各不相容。

紧接着，他又明令全省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公开反对共产党，默认长沙市公安局逮捕共产党员数十名，杀害5人，并企图危害毛泽东。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毅然举起反对唐生智的旗帜，制订《中共湖南 省委目前工作计划》。在这份工作计划中，毛泽东提出：“一切民众的宣传 和组织，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 统治为目的。”为此，他计划准备建立以徐特立为首的国民党秘密省党部， 重组全省总工会、全省农民协会，恢复各地党组织，健全领导力量，对于动 摇变节分子进行洗刷。其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设法保存武装，并提出了 三个办法：“第一，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为了充实省委力虽，毛泽东又将在五大后投笔从戎的夏明翰从北伐军 中调回湖南，担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随即，湖南省委根据毛泽东主持 制订的工作计划，确定将人力、财力集中到重要的县份，如长沙、湘潭、醴 陵、湘乡、平江、浏阳、岳阳、湘阴、宁乡、安化、益阳、常德、南县、华容、衡 阳、衡山、耒阳、郴州、宜章、汝城、宝庆等县。然后，在这些地方重新组织县 委或中心县委，并对工农武装根据不同情况作出3种安排：

一、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如湘潭、湘乡、宁乡、浏 阳、平江、醴陵的工农组织，“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

二、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团体——挨户团名 称，待到起义时，再打出自己的旗帜。

三、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支埋于土内，人员 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反动团防，设法制造 兵变，夺取枪支。

省委作出如上部署后，又曾“不下数十次”通知各地党组织，要求认真 贯彻执行。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郭亮前去平江、浏阳，指导当地农协武装退到浏 阳与江西边界；夏明翰和杨开明前往安源，纠正安源工人武装领导人刘义 打着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招牌大吹大擂的错误，除将所有警兵改为工人， 排长改职员外，还安排一灰色同志充当安源煤矿保安科长;毛简青回平江 任县委书记，把县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义勇队，由余贲民 率领，开往幕阜山区整训；湘潭西乡农军由县农协委员长郭咏泉率领撤往 韶山宁乡边境山区；宁乡农军由喻东生、谢南岭统率撤到沩山；宜章、郴 州、资兴农军由陈东日、武文元指挥，撤至汝城，与汝城农军及广东惠潮梅 农军汇合；罗学瓒和孙小山等率醴陵工农武装撤至安源，与安源工人武装 汇合。

这样，湖南保存了大量工农武装，约有2000支枪。以后，集中在安源的 工农武装和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农军，成了秋收起义的基本队伍；宜章、郴州、资兴、汝城、桂东、耒阳、安仁等地农军，则成为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推翻唐生智的活动，引起了唐生智的嫉恨。

唐急电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请求处置办法。汪精卫又逼迫陈独 秀，陈独秀得知消息，命令毛泽东速回武汉。若干年后，毛泽东与斯诺谈话 时曾追忆此事说：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毛泽东只好于7月初回武汉。

7月4日，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 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焘等。

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多次发言。当陈独秀提出国民党中央 农民部派人改组农协时，毛泽东建议说：“派一左派同志为好。”

接着，在讨论工农武装的出路时，陈独秀提出：“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 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地多将群 众送给他们。”

对此，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这一错误主张，指出：“这可不行。工农武 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

“那怎么办？ ”陈问。

“应该上山。”

“上山？”

“对，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 们即无办法。”

为此，毛泽东还主张以办军事“训练班”的名义招集队伍。在这次会议 上，蔡和森也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和“迅速发展乡村中党”。这两位老同学、老战友在挽救革命危机的紧要关头，思想完全一致。

但是，陈独秀仍无动于衷，毛泽东又大声疾呼：“不保存武力，则将来 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此次会议虽是为讨论湖南农协和农民武装如何对付敌人搜捕和屠杀 而举办，却仍没有解决当前最为急迫的如何应付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叛变 的问题。

这时，形势越来越严峻，武汉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以汪精卫为首的 武汉国民党政府开始公幵发布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的通告。鉴于形势严 峻，已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任上尉的毛泽覃准备同邓中夏再次前 往广州，他们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后，才到长沙，因局势太紧，无法南进，只 得又折回武汉。深夜，毛泽覃敲响了妻子周文楠的房门，灯光下，只见他身 着军装，腰挎短枪，军帽边缘已被汗水浸湿。他望着即将分娩的妻子，半天 没吱声。等了好一阵，毛泽覃才低声对妻子说：“我不能照顾你了，我要跟 随部队行动，准备往江西南昌方向走。”

第二天天刚亮，毛泽覃便离开了家，几天以后周文楠即回长沙。随后， 杨开慧和孙嫂带着孩子也在汉口租界租了一处房子，以应付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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