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此之前的1939年至1943年，陕甘宁边区被严密封锁，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共产党“袭击国军”“破坏抗战”，这让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更加好奇：封锁线的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1944年6月，八路军总部在王家坪桃园设宴招待中外记者团。

进入另一个世界

    “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没有被拒绝的答复。”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

    1944年5月31日，一艘大木船摇摇摆摆，渡过了汹涌的黄河，参观团终于从山西省的阎锡山防区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没有旗帜，没有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一面跳跃一面齐声欢呼，前来迎接参观团的只有两位脸色愉快的农民，爱泼斯坦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路上，牛羊满山，农田里种满了小麦、小米、棉花和玉米，田地里农民使用的锄头和犁铧有的竟是钢制的，它们的原材料来自远在华北拆毁的敌人铁轨。在中国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满面愁容，这里的老百姓不仅给战士们送来热腾腾的茶水，主动帮战士们照料马匹，还上前打听他们护送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

    走到南泥湾时，福尔曼看见一群一群的人们在田里劳动，走近才发现他们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士兵。“他们一面挥舞着锄、耙和铲，一面唱歌。他们搭起来的来复枪、机关枪、手榴弹和迫击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军操方式。这些军械几乎全是日本制造和在战场俘获的。”

    这一切让爱泼斯坦“既吃惊又激动”，而正式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后，迎接他们的是更加“强烈而令人惊奇的生活”。

    参观团被安置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延安交际处，这是30多孔新开的窑洞。据时任延安交际处副处长的金城回忆，对于接待参观团的工作，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了八个大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在生活方面要热情周到，物质上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要搞铺张浪费。根据指示，记者到来以前，交际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把交际处院内的草坪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布置得朴朴素素，还特别自制了“土沙发”。所谓“土沙发”，有的是开凿窑洞时，在墙壁上按照沙发的样式挖凿出土靠椅，再加上棉垫子；有的是木板加棉垫的长木板椅，上面绷上蓝白两色的土印花布。精心布置的窑洞，让福尔曼赞叹“比我们在重庆的记者招待所还好”。

    刚刚安顿下来的斯坦因发现，共产党似乎不急于宣传，他们的态度好像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来看吧。记者们“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从边区政府到新闻单位，从中央医院到兵工厂，从大学到模范农场，从自治组织的会议到日本工农学校，一个被严密封锁以致在外界看来长期扭曲的新世界，逐渐展现在了他们眼前。

    记者们并不知道，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周恩来就向交际处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正是这种光明磊落、开放自信的姿态，才让斯坦因大为感慨：“我和共产党的领袖、非共产党的领袖、负责任的官员一谈几个钟头，我恐怕没有多么注意他们的时间宝贵。我反复地拷问他们，不顾礼貌地询问他们政治生活里的细节，根据国民党对于‘匪’的攻击而提出种种不入耳的问题。在东方我还没有碰见任何能让别人如此访问的人，但是延安的人似乎并不在乎。”

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在中国这块最落后的区域，许多农民过着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生活。他们已从古老的封建主义中唤醒了。他们智慧地参加着自治，并且在事实上证明，中国的老百姓在起来争取民主了。”

——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

    边区究竟有没有民主？这是福尔曼延安之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国民党处心积虑抹黑共产党的重点之一。事实胜于雄辩，当参观团来到延安，一切谎言就不攻自破。

    7月13日，福尔曼等5位外国记者应邀列席了一次会议，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

    5位外国记者看到了一幕从未见过的会议现场：20多名委员围坐在一张长桌四周，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这些参议员的形象很特别，不论年龄大小，他们的脸都被太阳晒成紫铜色，布满皱纹，其中有些人还是骑马来的。20多名出席委员的身份和职业各不相同，有地主和士绅，有知识分子和教师，有医生和士兵，也有回教徒、商店店员和佃农，其中只有8位是共产党员。这是因为1941年边区开始实行“三三制”，即任何城镇或区域的参议会和政府职位中，共产党员的人数都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的职位留给各阶级、各民族中主张抗日和民主的非共产党人士。

    为了实际观察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记者们还进行了“突击”拜访。福尔曼步行2小时，来到一个村子旁观了一场最普通的选举。他看到，村民们正在选出地方人民参议会的代表，全村650名选民的名字张贴在一块公告板上。正如共产党所说的那样，选民“不分阶级、政党、派系、宗教、信仰、私有财产、性别或民族”。经过筛查，只有3名被宣告无选举资格，其中一人为低能者，另外两名未满18岁。随后，候选人一一站起身来，讲解他们的政策纲领。

    不识字的农民用种种通俗的办法代替投票。除了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描述的“投豆入碗”，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还介绍了几种投票办法，有的地方叫选举做“烧香窟窿”，就是用香在被选人的名字上烧一个窟窿，有些地方则由一个人背一只箱子巡回到选民家里去请他们投票，即背箱。

    亲眼看到边区的“草根民主”，爱泼斯坦情不自禁给远在重庆的妻子邱茉莉写信，揭露被国民党歪曲的事实：“我不知道在重庆那种浑浊沉闷的气氛中，这听起来有多么真实，但是它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这是民主，不是自封为人民的朋友的人在为人民办事，而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外国人的眼睛亮起来了

“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我所发现的事物，我吃惊地擦拭着我的眼睛。”

——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

    1944年10月下旬，5位外国记者结束了他们5个月的延安之行。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来到交际处同他们话别，并送给他们每人一幅毛泽东的签名画像，爱泼斯坦后来一直将这幅画挂在自家客厅的正面墙上，福尔曼则在他的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下了一行字：“延安，中国的希望之星在闪烁……”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不是福尔曼一个人的感受。早在参观团尚在延安访问时，外国记者们发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就陆续发表在海外报刊上。1944年7月1日，《泰晤士报》刊载了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全体成员时的谈话；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根据爱泼斯坦报道写成的评论《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最强大的》，称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最让国民党懊恼的是，就连蒋介石寄予厚望、具有反共倾向的夏南汉神父，也表示“报上指斥共产党的那些事，我在延安没有看到。”

    外国记者们回国后出版的图书很快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1945年，福尔曼率先在美国出版《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1946年，斯坦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1947年，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问世。三本书用大量事实、调查和对话，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魅力和他们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日反攻的巨大潜力。这些专著不但在外国大量发行，后来大都还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

    1944年8月，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