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国民党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14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为粉碎敌人的“会剿”，保卫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一个“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策略，决定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回师赣南，以吸引敌军离闽回赣。3月中旬，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四、五、六军在赣南、闽西一带实行三个月的大规模分兵活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创造的游击斗争经验。

     3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一、二、四纵队，从赣州城郊向南康挺进。红军一路军威雄壮，所向无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进占南康、大余、信丰、会昌等县城。5月2日，又攻克了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寻乌县城。

     自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先后解放了不少城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迫切地感到，需要掌握城镇中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以便及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管理城镇，发展城镇的生产和商业，解决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物资供应问题。他一直想对城镇中的商业和手工业作一次较大规模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但总是没有一个适当的机会。这次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终于使他有了一次对城镇中的商业和手工业进行较大规模深入调查研究的机会。

     初夏的寻乌到处绿意盎然。毛泽东策马入城，他住在县城西井天主堂——中共寻乌县委所在地。在这里，他又见到了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几句寒暄之后，毛泽东便向古柏说出了他的想法：

     “古柏，这次又到寻乌了。我想借部队分兵之机，在寻乌城里作点社会调查，摸摸城市政策。你来帮我，找一些熟悉情况的‘寻乌通’，开几个座谈会，好好聊聊。”

    “好的。我这就去布置，人可以随叫随到。”古柏也想不到时隔仅一年就又见到了毛泽东，很是高兴，“毛委员，上次你来去匆匆，这回可得多住些时日，指导一下我们的工作啊！”

     “嗯。有事共同商量吧！”毛泽东慨然应允。

     在古柏的陪同下，毛泽东即兴巡视了寻乌县城，查看了一些店铺、作坊，询问了一些情况。

     第二天，古柏带毛泽东来到南门街的一家杂货店。店主郭友梅正坐在店堂里，手托水烟筒吸着烟，见古柏领来一位陌生人，连忙起身让座。古柏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郭友梅先生，年近六旬，他不仅在寻乌的历史长，而且任过两任商会会长，对寻乌的历史、掌故和现状了如指掌。”

     古柏又向郭友梅介绍：“这是毛委员。”郭友梅一听是毛委员，又惊又喜，连声说：“啊，毛委员，久仰，久仰！”

     几人客套了一番之后，毛泽东坦诚地说：“这次我从会昌到寻乌，想花一些时间作一次社会调查，所以想和你这位寻乌通交个朋友，如何？”

     郭友梅高兴地点头答应道：“能和毛委员交朋友，真是三生有幸！”接着他便自我介绍说，自己今年59岁，万安县人，12岁即来到寻乌。在此之前，他的祖父、叔父已经在这里做了60年的杂货布匹生意，算上他自己，他们祖孙三代已经在寻乌做了100年的生意了。

     毛泽东听了，诚挚地说：“你就是我打着灯笼要找的行家，下次要请你来参加调查座谈会。”

     在返回县委的路上，他们迎面碰到一位长者。古柏停下脚步，热情地打过招呼，并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范大明老先生。范大明，51岁，出身贫寒，当过小学教师，现在是县苏维埃委员，对革命前后及城镇居民的态度，都甚为清楚。”

     毛泽东说：“能认识你，真是不胜欢喜，咱们后会有期。”

     次日，毛泽东即邀请郭友梅、范大明二人来到自己的住处，详细地询问他们寻乌城有多少个行业？多少家大小商店？这些行业、商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店主的政治态度如何？开始，郭、范二人尚有些拘谨，慢慢地便觉得毛泽东随和、亲切，于是，谈得很坦率，很投机。毛泽东用铅笔详细地记录下他们的发言。郭、范两位老先生为毛泽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但毛泽东仍觉不足。他搬出天主堂，来到县城南门外马蹄岗的一幢石砌楼房住下。

     这里与群众的距离近了。在这里，毛泽东又先后找了几个人来座谈。他们是：

     赵镜清，30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小商贩，在旧军队当过排长，现任县苏委员；

     刘亮凡，27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

     李大顺，28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

     刘茂哉，50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

     刘星五，46岁，农民，做过生意，乡苏委员；

     钟步赢，23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

     陈倬云，39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

    郭清如，62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

     加上古柏和郭友梅、范大明，这11个人为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一连10多天，毛泽东都在与他们的座谈中度过。每天的人数不定，而每次座谈会的气氛却是一天比一天热闹。在毛泽东的主持和启发下，大家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毛泽东则详细地记录下他们的发言。

     晚上客人们走后，毛泽东就着昏黄的油灯，把调查会上得来的材料进行梳理。经过思索，发现仍有似懂非懂的地方，次日再找古柏帮忙，召开了先后有50多人参加的更为广泛的调查会，详尽地询问了一些不甚清楚的问题。

     除了开调查会外，毛泽东还作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他深入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在这样的调查研究中，毛泽东询问了寻乌城22个行业、130多家商店的历史、现状及其主人的政治态度，以及全县21户大地主、111户中小地主的剥削手段和他们压迫群众、反对革命的劣性表现。

     寻乌的商业，是毛泽东这次调查的重点。他特别详细地调查了寻乌城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状况，向郭友梅等人询问杂货店、水货店、裁缝店、修钟表店、屠坊等20个行业所经营的货物品种、生产数量、销售价格等。在调查中，毛泽东对有些商品的制作过程了解得极为详细，如“水货”类中的酱油，从其原料到加工生产，到制出成品，到销售的数量和价格等都逐一作了调查。除调查店铺的生产和生意外，毛泽东还具体考察分析了其盛衰兴替的历史。如郭友梅经营的“郭怡和”杂货店，有100年的历史，是寻乌城的第一家大商店，曾有本钱3000元，可以做到2万元的生意。但从1928年起，农村灾荒，农民受到重租重利剥削，购买力低，买了东西还不起商家的账，商家又无本钱到梅县、兴宁办货，又遭到抢劫，所以使“郭怡和”变成了只剩下100多元本钱的小店。

     为了搞清楚寻乌是不是存在卖妻鬻子的状况，毛泽东还专门找了3个不同村的贫苦农民开小型调查会。这几位贫苦农民反映：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种田人吃不上饭的在村里要占40%，每年有5%的人家破产，加上债主催租又逼债，使得一些贫困交加的农民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惨境下，不得不忍痛卖妻鬻子。

     1931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小布圩，将寻乌调查得到的丰富材料进行了分析整理，写成一本8万余言的《寻乌调查》。《寻乌调查》内容涉及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尤其是对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进行了深刻的调查和分析，这一部分内容有33000多字，占整个调查报告字数的40%。

     在《寻乌调查》的开头，毛泽东还回顾了他此前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概况：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我对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在文中，毛泽东再一次有感而发地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 

     经过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当时的工农政府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来源：摘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跟毛泽东学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