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将）

谭政 (1906年6月14日-1988年11月6日)，原名谭世铭，号举安，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湘乡。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国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一。

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总指挥部特务营任文书、书记。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三十一团秘书，红四军军委秘书长、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局常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中南局第一副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常委等职。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11月6日于北京逝世，终年82岁。

人物生平

谭政于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湘乡楠竹山村，其父谭润区按照祖父遗愿，取名为谭世名，号举安。

1912年（时年6岁），启蒙教育于七星桥的谭氏宗族的私塾（陈赓与谭政同就读于七星桥私塾）。

1923年，就读于县立东山学堂，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籍，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27年春，由小学教师投笔从戎，到汉口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4军总指挥部特务营第2连任上士文书，后任营指导员办公所准尉书记。

1927年07月底，编入“武昌警卫团”任第9连文书、第2营营部书记和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师书记。

1927年09月，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任团部书记。

1927年10月，在井冈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为解决过冬给养等问题，随时部队下山打茶陵，在红军部队设立政治机关，任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后调任红4军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期间协助毛泽东起草报告（后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1928年04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在井冈山成立，任第31团党委秘书。

1929年01月，红4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随主力参加攻打长沙战斗，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1929年03月，任红4军第3纵队队委秘书。

1929年10月，第3纵队参加攻打广东梅州战斗，纵队党代表罗荣桓指挥部队撤出梅州市区梅城时，身受重伤，谭政冒着枪林弹雨和战友一起将罗抬下火线。接任3纵队政委。同年夏，任红4军军委秘书长，后任红4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

1929年12月29日，出席了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1930年06月，任扩编后的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政委，并指挥教导大队参加了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

1931年春，红12军部队改编，率军部及红12军一部再次入闽，又成立了新12军，仍任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漳州等战役。之后，与军领导率红12军主力返回江西，参加南雄、水口战役，又北上攻打宜黄、乐安、南丰。之后，红12军并入红22军，任红22军政治部主任。

1933年01月，红22军与红1军团合编，改为直辖师，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主任，后任师政委。参与指挥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并写了若干篇战时政治工作的战斗总结报告。

1934年09月，协助师长李聚奎指挥新田夜间战斗。写了战时政治工作经验总结专题报告。

1934年10月16日，写了《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专题报告，还为1师写了月终和季度工作总结。

1935年01月，“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召见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苏、政治部主任谭政谈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长征路上，他写的《最后的一道封锁线》的通讯刊登在《红星》报上。

1935年10月，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

1935年12月，恢复红1师建制，又任红1师政治部主任。

1936年，进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03月26日，总结写出《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并获得中共中央按语。（谭政的这篇文章，以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予以转发。随后任红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方政治部主任。

1937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02月，与罗瑞卿、欧阳毅、张爱萍赴武汉出席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全国军队政工会议。

1942年冬，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谭政撰写论述军队政治工作的文章，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0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主持和指导下，起草并由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稿，经扩大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几次将《报告》作为军队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发部队进行学习。

1945年，参与筹备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6年0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协助政委罗荣桓领导部队政治工作。及时起草、发出指示；深入前线进行政治动员；开展战评和立功运动等，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战斗取得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1948年08月14日，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时值辽沈战役之前，着重抓了以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又经过充分的政治动员，部队战斗情绪空前高涨，这为辽沈战役和解放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8年11月18日，在沈阳主持召开各纵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接到中央军委提早入关的作战命令后，即将政工会议改为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紧急动员大会。亲自作了政治动员，要求东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在平津战役中，要虚心向友军学习，自觉地照顾友邻部队。

1948年12月07日，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入关后，起草了《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指示，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于12月11日发出。第二天，又起草发出《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平津战役中，针对北平是文化古都和天津是商埠大城市，以及外国使馆和领事馆多而容易引起涉外事件等特点，注重抓了部队严格执行城市政策和严守纪律问题。主持制定了《入城须知》、《约法八章》等规定下发部队执行。攻克天津后，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亲自检查了部队在天津执行政策纪律情况，并向中央写了《关于攻津部队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及战后情况》的报告，中央军委将此报告批转(用电报)各野战军。

1949年0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9年04月11日起，四野主力向华中华南进军，挑起了领导部队政治工作的重担(政委罗荣桓因病未随军南下)。进军途中，领导各部队开展了以团结互助、爱兵尊干为中心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打仗好、走路好、团结好、纪律好的要求。在“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很快突破敌人长江防线，

1949年05月17日，占领武汉。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广州。

1949年12月，任中南军区暨第4野军第3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长，参与指挥部队剿灭国民党残部和大股土匪，以及实施民主改革的艰苦斗争。针对广西少数民族头人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的情况，及时指导部队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新区政策和群众纪律。针对部队所处环境的转变，加强了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各级党委、连队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并大力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

1954年02月，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4年09月，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1955年0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09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这是我军建军新阶段的政治工作文献，后被中央军委印发全军。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6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主持全军政治工作期间，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坚持原则，执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在政治运动中，坚决贯彻中央方针与指示，不搞扩大化。他高瞻远瞩，强调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战略性措施。他还主持制定和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大纲、军队中高级干部文化教育十年规划、海岛工作纲要等重要文件。他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要求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保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1959年09月，任中央军委常委，还担任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陷害，给他强加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错误的批判，受到撤职、降职处分。“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1975年春，被解除监禁。

1975年08月，出任中央军委顾问。重新工作后，不顾衰弱的身体，深入边防海岛，看望指战员，体察部队生活，带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撰写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回顾》、《东北野战军平津战役政治工作》等文稿。

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1980年，中共中央对谭政受到的政治诬陷给予平反。

1988年0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11月0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1988年11月17日，在总后勤部礼堂向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谭政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送往八宝山火化。

少年时期

1912年，谭政6岁的时候，家人将他送入位于七星桥的谭氏宗族的私塾启蒙。七星桥私塾，方圆十里的村民都将自己的崽（湖南方言：指儿子）送到这里读书识字，希望他们从这里起步，将来能成就一番事业。谭政与好友陈赓同在七星桥私塾就读，两人常在一起玩耍，少年时代便结下了深厚友谊。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孙中山大力推行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将中国旧的教育制度改为国民教育，将乡村的启蒙馆一律改为初级小学。在课程的设置上，废除了“四书”、“五经”，让学生改读白话文的《国语》读本，并设了自然、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在这股教育改革洪流的推动下，1914年七星桥私塾也改成了初级小学。这一年，毛泽东在东山学堂的同学黄笃植来到七星桥小学当教员，谭政从这个老师那里接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黄老师给他们讲述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十月革命这些历史，使谭政隐隐觉得惟有革命才能拯救国家于危亡。后来，他渐渐长大，更加不断地接触五四运动以来在神州大地广为传播的新思想、新科学，他认为再也不能一直待在这个封闭的小山村里，一定要出去长见识。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到东山学堂去学习，经过与父亲的一番争执，在好友陈赓的介绍下，谭政终于来到了这所闻名三湘的学堂。

东山学堂可以说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从清朝末年书院改革为学堂以来，这所名校培养出了许多爱国志士和风云人物。毛泽东、毛泽覃都是从这里毕业然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谭政对毛泽东一直都很仰慕，希望有一天能与他相识相交，没想到他后来不仅与毛泽东相识，还成为他的第一任秘书，并深受毛泽东的器重。当时，东山学堂不仅教导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还向学生们传授欧洲革命斗争的历史。在这里，谭政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广泛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这些进步刊物。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思想进步，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经常带领同学们上街示威游行，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谭政在东山学堂求学的三年，用毛主席的一句词来形容，恰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1926年，谭政从学堂毕业以后，怀着满腔热血回到家乡，原以为能有一番作为，但是那个封建思想残余还比较浓厚的地方怎容他“胡作非为”，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来打发时日。不久，他与好友陈赓的妹妹喜结连理。那时，他心中的苦恼与郁闷可想而知，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天天读报了解时事动态。1927年7月，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谭政心里的火种再一次被点燃。北伐军一路打到湖南，北洋军阀的部队溃不成军。他看到这高涨的革命形势内心非常高兴，整个人也变得精神了。他虽然没有亲身参加北伐，但他收集了不少北伐军沿途散发的传单和宣传品，回来后细细阅读。这时，他的好友陈赓已在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8军任特务营营长，派人携信到老家接妹夫谭政到武汉参加革命。谭政接信后，喜不自胜，决心投笔从戎，他依依告别了妻子，与来人同奔武汉。

投笔从戎

在陈赓的介绍下，谭政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由于他文化程度高，是个小“秀才”，就先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第2连任上士文书。从此，他由一个平民百姓一下转变成了一名身着戎装的革命军战士。下到连队以后，他开始学习持枪、瞄准这些基本军事技能。从他踏入军营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在不知不觉中与中国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军事训练结束以后，谭政又到营里任营指导员办公所准尉书记。就在他一心希图报国的时候，风云突变，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杀害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国民党左派1万多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革命陷入低潮。但是，谭政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同年9月，谭政随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后，10月，谭政在军官连经连队党代表宛希先和寥春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任宣传员、宣传队长。11月中旬，为解决过冬给养等问题，谭政随部队下山打茶陵，占领茶陵县城。此时，红军部队开始设立政治机关，谭政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1928年2月，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时，谭政任前委秘书。在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不断受到教育和锻炼。这期间，他学习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及处置问题的高度原则性，协助誊正毛泽东起草的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8年4月，朱毛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谭政调红4军31团任团党委秘书。12月，湘、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阀部队联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为了调动敌人，在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1929年1月中旬，以红4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和28团、31团等为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谭政随主力参加攻打长汀的战斗，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3月，经过艰苦转战，红4军进驻长汀城。占领长汀，这是红军入闽作战以来一次大的胜利，为纪念这个胜利的日子，谭政特地在长汀照相馆留影。1929年3月中旬，红4军在长汀整编。原28团大部改编为第1纵队，军部直属特务营、独立营和28团1部改编为第2纵队，原31团改编为第3纵队。不久，谭政继任第3纵队党委秘书。这时，蒋桂战争爆发，红4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回师赣南，扩大赣南根据地。在赣南，谭政调任红4军军委秘书长。以后，又担任红4军政治部宣传部长。1929年5月，闽西土著军阀陈国辉、张贞等部同广东军阀打仗，红4军趁机由瑞金和武阳之间穿过，第二次进入闽西。闽西敌军守备虚弱，红4军攻势猛烈，势如破竹，先后攻占龙岩、坎市、湖雷、永城等城镇，同年9月又一举攻克上杭。10月，第3纵队参加攻打广东梅州战斗，纵队政委罗荣桓指挥部队撤出梅州市区梅城时，身负重伤，谭政冒着枪林弹雨和战友一起将罗荣桓抬下火线。后来，谭政接任第3纵队政治委员。

自谭政随毛泽东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以来，红4军虽然取得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城、攻占上杭的卓著战绩，但也打过一些败仗，暴露出红4军内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问题。谭政向毛泽东汇报了军队内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认为要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战斗过硬、作风过硬的钢铁队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促成了“古田会议”的召开。1929年12月29日，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村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草案》。古田会议确立了工农红军建军方向和原则。谭政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参加了《古田会议决议草案》的讨论。1930年6月，红4军扩编，以红4军第2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12军，谭政升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党代表（后称政治委员）。之后，红12军与红22军合并，谭政继任红22军政治部主任。

在井冈山斗争及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谭政对红军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纪律建设，对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都倾注了心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重视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重视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在红军行军打仗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他写出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政治工作报告，对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谭政还参加了井冈山、闽西、赣南等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和建设工作。他忠实、坚定地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和政策。

1933年1月，红22军又与红1军团合编，取消军的建制，改为直辖师。谭政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主任。红1师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接连打了一系列胜仗。谭玫参与了红1师的领导和指挥，特别是在政治工作方面，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1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谭政协助师长、政委，率领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向贵州进军。当时，红军部队的广大成员，普遍文化低，有许多文盲。谭政针对部队这种状况，虽然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他仍然动员和号召全师干部战士学文化。战斗间隙，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凡是文盲者，都得参加识字班活动。红1师的文化学习在谭政的积极领导下，开展得十分活跃。这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文化素质、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号召力大有好处。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谭政每月都要写一篇政治工作报告。他所写的《月终政治工作报告》和红军战时政治工作经验所提出的基本原则，与毛泽东提出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相一致，直到后来都有力地指导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以及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接任政委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召见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谭政谈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对此，谭政欢欣鼓舞，热情地向部队传达贯彻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谭政接任红1师政委职务，率领部队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1935年10月，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之后即行整编，准备东征，开赴抗日前线。部队整编时，恢复红1师建制。谭政调回红1师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谭政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3月26日，他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鉴于党的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使红军的政治工作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应当适应于民族矛盾。第二，红军政治工作从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第三，红军在政治工作中，要利用许多旧的形式，充实新的内容。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应该通过党的组织进行，使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为一体。因此，党的一切决定，均须经过政治机关和团支部作用去实现。由于形势变化，环境的复杂，影响着每个红军战士心理意识上的变化，必须注意和加强巩固红军的工作，加紧战士的基本教育，提高其民族与阶级觉悟，坚定其革命意志。在统一战线下的宣传教育的原则是：第—，着重于党的策略的解释，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的剥削的教育，以保持红军的阶级本质和应有的特色；第二，利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传统、人物、事迹和经验教训，作为课内的引证内容和课外的发扬；第三，注意关于国际问题的教育，解释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等等；第四，适当采择三民主义中革命的部分内容。后来，他将这篇凝聚心血的报告上报党中央。中共中央加按语：“……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予以转发。之后，谭政任红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方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主持和指导下，谭政起草并由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几次将这个《报告》作为军队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发部队进行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谭政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协助政委罗荣桓领导部队政治工作，及时起草、发出指示；深入前线进行政治动员；开展战评和立功运动等，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战斗取得胜利，谭政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8月14日，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谭政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时值辽沈战役之前，他着重抓了以诉苦教育提高干部战士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经过充分的政治动员，各部队战斗情绪空前高涨，这为辽沈战役和解放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授予军衔

1955年9月，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将军之一，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谭政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这是我军建军新阶段的政治工作文献，后被中央军委印发全军学习。谭政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继而，谭政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谭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主持全军政治工作期间，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坚持原则，执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在政治运动中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与指示，不搞扩大化。他高瞻远瞩，强调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战略性措施。他还主持制定和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大纲》、《军队中高级干部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和《海岛工作纲要》等重要文件。1959年，庐山会议上，谭政也不同意继续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

遭到迫害

谭政在突出政治的问题上屡次和林彪的提议发生抵触。林彪一提出“三八作风”，谭政就表示异议，谭政说：“三八作风这个提法恐怕不是很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这样容易混淆，也不严肃。”在1960年3、4月份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治部没有布置宣传三八作风的有关事项，谭政对林彪所主张的“背警句”的做法也深感疑惑。谭政还就毛泽东的那三句话中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给毛泽东写信询问到底是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还是用“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批示用后者，但是，这件事谭政并没有事前知会林彪，林本人在战争年代喜欢越级指挥或者叫超级指挥，但这种做法如果作为他的属下这么使用，那么在林的心目中则另有评价，谭政的越级报告使得林彪深为不快。此外，谭政主管的《解放军报》还在宣传中不提“三八作风”。林彪质问谭政：“你知道不知道政治机关和党委的关系？”谭政主张对于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其次，谭政不仅在突出政治方面和林彪有所分歧，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和林彪的思路不能吻合。例如，周赤萍撰写了一篇回顾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章，内中对林彪有些比较肉麻的吹捧，使用了诸如“天才”、“统帅”一类词语，谭政认为不宜在《解放军报》上转载。谭政在东北视察期间，有人推荐说有一位老太太学习毛著很好，谭政脱口便出：“这是摆样子给人看的。”再有就是总政内部有人对谭政暗中倾轧，总政一个副主任借谭政下去调查研究的机会为迎合林彪批发了《关于开展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在该指示中称“在部队中开展培养三八作风的运动，又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思想作风方面的继续。”

林彪打击谭政是采取突袭的办法，他向中央提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政治思想工作。于是，继1958年、1959年之后的第三次以整垮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为目的军委扩大会议在1960年9、10月间召开了。这次扩大会议和1959年有所不同，倒是和1958年有些类似，此次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在谭政看来这不过是同年3、4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延续而已，不料林彪在开会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2日下午借用吴法宪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发言中的“四个第一”打响批判谭政及其领导下的总政的第一枪。林彪说：“广州会议提出的战略方针，提出三八作风，这些政治工作会议都应该传达，对于三八作风还要作出解释，???而且要号召、要发动、要检查，这是政治工作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政工会议没有解释和布置。”这里林彪所提及的广州会议指的是1960年1月22日到2月27日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研究了战略方针和国防问题。林彪以总政没有在此前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传达布置三八作风为突破口突然发难，令包括谭政在内的总政的一些领导措手不及。他们预想的和风细雨的讨论场面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咄咄逼人。 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姜思毅就林彪指责的“总政没有搞推广三八作风而去搞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是方向偏”的讲话做了解释，姜思毅表示总政开展的文化学习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林彪见姜思毅这么说，非常不满。谭政没有顺着林彪的话发挥反倒站在了姜思毅的一边，谭政说：“偏在哪里？不能说偏。”但是，林彪已经给本次军委扩大会议定了调子，谭政的所谓“不能说偏”如何能够左右会议的进程呢？军委决定9月13日举行预备会议，传达林彪12日的讲话，并且以这个讲话为全部会议的主基调，9月14日正式开幕的扩大会议很快就成为批判谭政的场所，谭政所作的《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被说成“仍与军委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进而遭到批判。9月22日，在林彪的亲自布置下，批判谭政的斗争陡然升级，不但涉及谭政，而且还把总政治部另外两个副主任甘泗淇、傅钟给牵扯了进来，其中甘泗淇被说成“很有可能是彭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会议把前一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面谭政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消极批判的旧账又给翻了出来，指责谭政是彭黄军事俱乐部的“政治部主任”，谭政被包抄围攻，有口难辩。

林彪要求谭政必须就他自己的错误作出深刻的检查，谭政被逼无奈只好在10月18日草草写就《我的检讨》，谭政的检讨墨迹未干，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同时通过的还有深深打上林氏烙印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在扩大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要求对谭政的“错误”进行深入的批判，他说：“他（谭政）的错误不止《决议》中那些，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教条主义和‘反上’，还有历史的错误，要老帐新帐一起算。他的错误和问题要回到总政治部机关整风中去解决。”林彪在庐山讲话的特点于此又一次有所流露，那就是一旦某人给宣布“有错”，这个人的名字就很难在林彪的词典中找到，代之而来的就是第三人称“他”，对彭德怀如此，对谭政也如此。 林彪布置下去的这份“作业”其根本在于要把谭政在总政治部系统内彻底批臭。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林彪讲话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60年10月25日到1961年1月25日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进行整风，对谭政开始全面的揭批。总政党委扩大会议的调门是“这次会议对谭政同志的批判和斗争，是在军队中坚持毛泽东思想、继续肃清彭黄影响的大是大非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既然扩大会议已经把内容界定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对谭政自然也就可以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按照总体部署批判谭政的意思，谭政已经把所领导的总政转化到独立王国的边缘，那么谭政也就理应有一个集团。这就是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责谭政的所谓的“小圈圈”，最后这个小圈圈的范围划定为总政宣传部部长姜思毅、组织部部长刘其人、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长兼总编辑欧阳文四个人。其中姜思毅的“毛病”在于他认为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意即著名的“顶峰论”不合适，而且还把这段话从总政编的《林彪元帅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言论摘录》中予以删除，而对于周赤萍撰写的吹捧林彪的文章（周赤萍撰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一文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使用“天才”、“统帅”这类用词表示疑议，姜思毅觉得“天才”、“统帅”只能用在毛泽东身上，而用在林彪身上很不合适。殊不知，林彪对于周赤萍的文章非常满意，曾经要秘书给他读了多次，此文后来在1971年单独印成小册子发行。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开过不久，姜思毅就给降级使用，虽还在总政工作可也是一蹶不振，此后姜思毅担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只不过是一个师职干部。1970年毛家湾为了给林彪准备四届人大的讲话稿，找到了姜思毅。林彪有一天忽然问及姜思毅，他说：“姜思毅是个秀才，能写点文章，但放在我这里没有什么用处。???姜思毅这个人可以放他到一个常写文章的地方，例如放到报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关押了八年。

后来毛泽东想起了谭政：“那个谭政哪儿去啦？”这才让谭政免去了牢狱之灾，终于让他穿上了往日他视为生命的军装，后来又在政坛上渐渐恢复元气。

得到平反

1980年，中共中央对谭政受到的政治诬陷给予平反。1988年7月，谭政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同年11月6日，谭政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人物评价

“您对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迹，是永不磨灭的。”--徐向前

毕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不朽功绩在三军，终生遵循立党为公坦坦荡荡宁正不阿高尚风范启后人。--王平

谭政同志是我军从事政治工作资历最深、时间最久的一位，从井冈山斗争到和平建设时期，每个历史阶段他都有独到的建树。他坚持原则，清正廉洁，是同辈人的榜样，后来人的楷模。--王平

谭政——“谈政”，这是对谭政一生功绩的高度概括和评价，对当前党的政治工作者也是一种鞭策和启迪。--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