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到中纪委赴任时，已是66岁高龄了。但她仍然朝气蓬勃、精力 充沛。她下决心把十年内乱中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力争为党多做些工 作。

母亲到中纪委后，首先选调人员组建审査林彪、“四人帮”案件 (简称“两案”）的工作班子。

新组建的“两案”办公室分別接受中纪委两位副书记的领导，即林 彪案（一组）由刘顺元副书记负责，“四人帮”案（二组）由张启龙副 书记负责。

这两个组接受任务后，了解到“两案”被审査人员的党籍已被开 除，如果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应交司法机关审理。中纪委领导认为， 同志们反映的意见有道理，旋即报告了中央。

中央经过研究后，仍决定由中纪委审理，并决定中央成立“两案” 审理领导小组。

胡耀邦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黄克诚、宋任穷、王鹤寿为副组长。

由中纪委、中组部、公、检、法、军队等部门领导为小组成员。

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两案”审査办公室，对内称中纪委两案办公室（即二办）。

中纪委二办于1979年7月16日正式成立。从中央有关部委、公检法、军队，先后分三批抽调136名干部，集中到中纪委，办公地点先在 中央组织部，后在北京南长街81号中央箬卫局。

母亲担任“两案”办公室副主任、临时党支部书记。

据中纪委老同志介绍，这个临时党支部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人数 100多人。有的是正式调入中纪委工作，有的是借调到中纪委工作，而 且时间紧，任务重，大多数同志都仓促来到中纪委，故而缺乏思想准 备，对参与办理大案不熟悉，对于相关的政策也不大了解。因此，思想 比较复杂，认识一时难以统一。

作为临时党支部书记，母亲工作十分认真，对办案人员的思想工作 抓得很紧。由于二办工作人员多，除了工作任务紧急繁重的压力之外， 思想也比较活跃。有两件事，给当时办案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件事是，对当时形势的看法问题。

那时，刚刚召开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 命”。对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当时存在许多不同的认 识。特别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些思想混乱，众说纷绘。

尽管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时，在人民大 会堂曾讲过，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必须坚持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因为在二办内的许多办案人员中，有不少人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蹲过监狱，甚至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 散，怨气仍然十足。有的同志公开赞成社会上的一些错误的说法，提 出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要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第 二办公室有一位同志公开说：

“要不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我也蹲不 了监狱！他还说，我出了监狱，就到东来顺，—顿吃了两斤半湖羊肉，还吃了两个白面馒头，解馋呀^! ”

还有一位办案人员指着他自己的假牙说：“ ‘文革’中我蹲监狱 时，他们要我交代，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这不，牙都打掉了！刚换了假 牙，差点把命丢了！现在，还让我正确对待，怎么样才能正确对待呀！ 想起来就心痛。能做到吗？”

类似的怨言还不止这些。

听到这些怨言后，母亲作为二办的党支部书记，感到十分担心和 忧虑。

其实，我的母亲、父亲以及我们全家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 害者。父亲被“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我同父亲、母亲一样，挨批挨 斗、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但母亲心胸开 阔，她站得高看得远，从党的全局利益出发，抛弃个人恩怨，坚持中央 的正确指导思想，力求把“两案”办好。

她立即召开党支部委员会，同大家: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她认为：

“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办案人员的思^想保暸。作为一般工作人员，在 ‘文革’中受到冲击、受到迫害，有怨气，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 我们作为审理‘两案’的办案人员，负有特殊的任务、特殊的责任，如 果指导思想不端正，带着这种错误的思,想情绪办案，就容易混淆是非， 这是十分危险的。”

因为二办审理的这两个案子中很多事倩、很多地方都涉及毛主席和党 中央的其他个别领导同志，如果“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不好，就很容易犯 错误，甚至可能将案件办错。我母亲要求各党小组利用党日活动或者幵民 主生活会时，再次学习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学习 黄克诚同志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作为二办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母亲要求大家在办案中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这个基本原则，坚决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经过一个阶段的思想教育，这种怨气很快得到消除。

还有一件事，即“两案”办公室在讨论案件的证据如何取舍问题时 所发生的意见分歧。

案件调査开始后，大家通过努力，搜集了很多林彪、“四人帮”主 犯的证据材料，特别是“四人帮”案的材料很多。在这些证据材料中， 有的虽然很重要，很有说服力，足以证明他们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 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但可惜的是，这些证据材料虽然 是“四人帮”主犯或者他们的骨干制造出来的，但有不少是经过毛主席 圈阅或批示过的。

这种既有“四人帮”主犯罪行，又是经过毛主席圈阅、批示过的材 料，能不能作为证据材料用？如何用？在“两案”办公室内引起激烈的 讨论。

有的主张不管是谁批示、圈阅过的，只要是能揭露“四人帮”的罪 行，就应该用。

有的提出可以采用技术手段，将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圈阅”、“批 示”去掉，只留下“四人帮”主犯们制造的原件，作为证据材料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和大部分办案人员提出，以上这两种做法都 不妥当。

理由是：

一是，毛主席的错误与“四人帮”的罪行，不能混淆在一起使用， 两者性质不同，有根本的差别，使用了容易引起误解。

二是，如果采取技术手段，有弄虚作假之嫌。

于是，母亲和多数办案人员主张：为了不损害毛主席等领导同志，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也是为把案件办得扎实，不再发生冤、假、错 案，办案人员应该更加深入实际，更加努力，所调奄取证的材料应该是 纯净的，不能拖泥带水，更不能在使用证据上将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 帮”的罪行交织在一起。

后来，中央在研究和审定“四人帮”罪行时，接受了我母亲彭儒和 办案人员的意见，将凡是与毛主席有一点点联系的材料，一概没有作为 证据使用。

母亲在“两案”办公室主要是分管党支部工作，但办公室每次研究讨 论案件时，她都尽量参加，认真听取办案人员的汇报，帮助分析案情。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办案人员在向办公室领导汇报陈伯达案件时， 涉及到陈伯达老婆的复査问题，由于汇报人突然紧张，竟忘了陈伯达老 婆的名字。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来。还是我母亲在一边提醒，说了一 句“她叫刘淑宴”，这位年轻同志才想起来。虽然我母亲只是一个小小 的提醒，但却使这位年轻的办案人员的心情大为放松，顺利完成了汇报 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