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六点多，到了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我的家。不久，刘兢和大象 (程福臻）就到我家里来了。我们留金木生同志和司机陆师傅吃了晚 饭，才让他们离开。

刘兢夫妇俩帮助联系住宿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想好了，就住在我 家里。这样我们一家人会有更多亲近的时间。虽然，我们当时在科大的 家只有两间房，但我们可以把朝阳面的那间主卧室让给母亲住，我们和 女儿三个人住在北面那间房就可以了。不管怎么说，总比住“牛棚”和 “五七”干校好得多。

晚上九点半，中国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同志和政工组副组长、政治理 论教研室主任杨云同志到我家看望我母亲。

11月17日下午，我到省革委会办事组（即现在的省政府办公厅）去 了一趟，告诉他们我母亲彭儒从宪湖直接坐汽车到了合肥。接待我的是赵培根同志，他说，江西省委办公室已来电培转述了这件事，此事已向 省首长汇报了。他还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

“我母亲想参观一些工厂，看看文艺演出，到宾馆洗洗澡。等我母 亲走时帮助代买火车票或飞机票就行了。麻烦你们了。”

他说：“一定向首长反映。”

19日下午，安徽省办事组副组长马之秀同志和接待组的杨明正同志 便到了我们家。他们又问：

“看看你母亲有什么要求，我们准备把你母亲安排在稻香楼宾馆 住。”稻香楼宾馆是当时合肥最好的宾馆。

我说：“因为我在中国科大有家，就不必去宾馆住了。对于省里的 热情接待，我们表示非常感谢。请你们转达我们对省领导的谢意。”

科大党委办公室和刘达同志告诉我说：

“省委副书记李任之同志来电话，要求科大照顾好彭儒同志的生 活。如果科大解决不了，就由省里解决。”

我说：“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没有什么困难。省委这样关心我母 亲，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学校领导对我母亲的关心。”

紧接着，省接待组的杨明正同志坐着伏尔加来接我们去参观安徽 纺织印染厂及污水废水处理厂。我的妻子李清华和女儿陈倩也一起 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还到包河公园看了看。那时的“包公”也受到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原来包公庙里有一个包公像，但在“文革”时 期已被毁坏了。所以，包河公园已空空如也。

第二天，杨明正同志和司机凌胜改同志又来接我母亲去参观，我们 一家三口人也陪着母亲去。先到南七里站合肥丝绸纺织厂参观，并同该厂的领导同志合影留念。接着，我们还参观了合肥重型机器制造厂，同 时参观了该厂的地下坑道。

记得参观完后，省委秘书长在一个招待所设宴招待我母亲，晚宴 后，请我母亲观看文艺演出。其中有一个杂技节目《走钢丝》，在表演 时小演员掉下来四五次，看得我们提心吊胆。其实，对于演员表演的失 误，我们是谅解的。因为在“文革”期间，像杂技、相声这些节目都已 停止演出，所以演员平时根本就不训练，突然上台表演，哪有不失误 的。在那个年代，能专门招待我母亲演出一台文艺节目，已经是很给面 子了。所以，即使《走钢丝》这个节目多次失误，我们也带头鼓掌感谢 演员的表演。

我母亲没有在安徽工作过，她来合肥的目的，就是想到我家住一段 时间。在合肥期间，能得到省里领导和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的关心和照 顾，这已出乎我的意料了。所以，我母亲和我们一家人，都对省领导和 校领导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11月底，天气渐冷。我怕母亲不适应合肥的气候，于是，我写信给 在北京的宜生妹妹，要她来合肥接母亲回去。她及时到了合肥。

母亲很快就要走了。说实话，我实在不舍得她离开我们。我与母亲 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朝夕相处，在一起生活过，更没有机会孝敬她老人 家。虽然我在合肥的家很清贫，但一家三代人在一起生活，甚感温馨。 母亲生活要求不高，喜欢吃米饭、河奸炒辣椒。南七里站农贸市场与科 大比邻，我们也陪母亲去逛逛。鸡、鱼、肉、蛋，各种菜蔬和花生米， 应有尽有，比北京的自由市场繁荣得多。母亲在合肥生活这段时间，真 是有些乐不思蜀。

合肥的冬天，寒气逼人，又没有暖气，老年人不适合在此居住。因此，我们也不好挽留她老人家在此长住。

省里接待组的同志和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同志同我们一起到合肥火车 站贵宾室为我母亲送行，并一起合影留念。

1973年，是“文革”以来政治生活秩序比较平稳的一年，各省老干 部纷纷官复原职出来工作。因此，我们所到之处，如浙江、江西、湖 南、安徽四个省，对我母亲的到访都给予了超乎寻常的欢迎和接待。这 样，我陪母亲到南方旧地重游的任务就顺利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