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罗明第二天出院后，立即在长汀主持召开闽粤赣省委会议，传 达毛泽东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坚真等人，大家 一致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指示；并且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 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到三县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 《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 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 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

这时，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临时中央，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方 针的推行，城市工作破坏殆尽，在上海也呆不住了，只得被迫迁至中央根 据地。当最后一批临时中央总领导人包}^博古等途经上杭时，罗明去迎接 他们。博古劈头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 永、岩干什么？”

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幵 展游击战争的。 ”

博古听到这里，就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

在他看来，苏区中央局对进攻路线“未坚决执行”，而且还在执行毛泽 东的路线，简直是难以容忍的大错。

 博古等人在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这位年仅26岁的博古，高傲地说：“老毛，有什么好看的！”博古一行于1933年1月底到达瑞金，与先期到达的临时中央常委张闻天等会合，这标志着临时中央正式迁到中央苏区。博古到中央苏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声势浩大地批判所谓“罗明路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为罗明不执行“进攻路线”，而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他们抓住罗明1月下旬向省委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2月15日，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搞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随后，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也被撤销职务。

博古等人采取组织手段、高压政策，排挤打击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干部，但遭到下面各级党委的抵制。博古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影响这么大！

1933年初，苏区中央局代表在检查江西省南部苏区县工作时，突然发现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做法与罗明是一致的，于是立即认定会、寻、安党的领导机关过去是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的路线完全相反的“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除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外，毛泽覃时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唯俊是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

师长，古柏时任江西苏维埃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他们有的与毛泽东有若 较为密切的工作或亲属关系，但有的与毛泽东交往并不多，之所以受到点 名批评，就是因为贯彻执行过毛泽东的主张，曾经抵制过“左”倾路线的 “进攻主义”。

此后，一场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运动在江西展开了。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根据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K全党公布了 有关会寻安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 攻时，“仓惶失措”、“退却逃跑”，犯了 “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 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

3月下旬，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被派到万泰、公略、永丰解决有关问题。

3月底，在筠门岭召幵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由中央局代 表洛甫（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 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对邓小平实行了围攻，决定“加强和部分地改造 中心县委和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 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 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会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 撤销其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4月，博古、洛甫等人继续对邓、毛、谢、古四人不断进行“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査”。然而，邓小平等四人却 不屈服，两次写出声明书，在声明书中陈述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作法，并 把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辞顶了回去。他们毫不妥协的立 场，更加触怒了 “左”的领导，他们以更加凶猛之势向邓、毛、谢、古发起了 大规模的围攻。

4月15日，在中央局的《斗争》报上，又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 .文。接着，于5月4日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了 《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文章和决议都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 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攻击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 者”，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 反的”。

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 上，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伯四同志二 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出组织处理，撤销邓小平省委宣传部长的职 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瞥告”处分；毛泽覃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处分调 离工作；古柏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瞥告”的处分。还当众缴了四人的 枪，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 检査，“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此时罗明撤职后被调到了瑞金中央党校工作。他从苏区《斗争》报上， 看到题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向中央宣传部长凯丰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我没有到江西工作，为什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 ”

凯丰回答说：“江西省委的错误，同你的错误一样，所以也这样批。”

在大批“罗明路线”的浪潮中，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 东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时任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贺怡谈话，要她 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东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耿直的贺怡一口 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东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 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 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因为对抗了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 者，被撤职，送进了中央党校学习。

不久，中央党校也开始对“罗明路线”的批评，贺怡又是重点斗争对 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痒。 王明路线执行者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 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结果，使得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但是，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还不满意，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 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贺怡这才保住 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随后，贺怡被下放到瑞金的一个区做群 众工作，以观后效。与此同时，在红二十四师担任代师长的贺敏学也被撤 了职，送到了红军大学进行审査。

受到这样的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跑到姐姐贺子珍这里来诉苦。

这时，贺氏姐妹虽然党龄和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了，但是年纪仍然很 轻，贺子珍才24岁，贺怡也才22岁。

贺怡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子珍在一旁听得也很是难过，也 陪着掉眼泪。

这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表情严肃、冷峻。他缓慢地说：“他们憋你 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本文来源《贺子珍》，作者陈冠任，由井冈山红井冈培训基地整理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