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日子，贺子珍想拼命工作、学习，可是身体太不争气了，身体 里那些该死的弹片，让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常让她 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只要能把这些弹片取出来，让她怎么做都行！她多么 怀念以前身体健康的少女时代啊！

这么想倔脾气又上来了，她想：“不把弹片取出来，以后如何能投人地 工作和学习呢？ ”她询问延安的名医，医生们都不敢为她动这个手术。后来，她打听到上海的大医院能做这种手术，于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 转赴上海，取出弹片。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六次，这十年当中，她几乎是处在不断地怀孕、 生育的过程中，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这一次怀孕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把身子调养好，读一些书。

可以说，这一段时间贺子珍是痛苦的！尤其让她感到痛苦的是毛泽东对她似乎不太理解。此时，日军大举人侵中国，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者，全副精力转向已开始的抗日战争，他把全部的心思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本来，夫妻间产生一些误会是很正常的事，只要两人坐下来，冷静地面对现实，把事情讲清楚，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是，贺子珍过于倔强的 性格使她宁可把痛苦埋在心底，也不愿意说出来。而毛泽东更是日理万机，部署民族抗战的大事，没有时间来聆听贺子珍的倾诉。

这样就更直接导致了贺子珍内心的痛苦。

依照贺子珍的性格，她决心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到的。

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受日军三路逼近，宣布迁都大 后方重庆。

12月上旬，南京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这时在延安，天冷了，贺子珍体内的伤痛阵阵发作，她终日心绪不宁， 心情郁闷；而这时毛泽东的工作更忙，更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了，每天半夜才回来，他也没有去细心体谅妻子内心的种种苦衷。

一天，毛泽东又去抗大与新来的学员们讲话了。贺子珍独坐家中，悄悄写了要求去西安治伤的报告。毛泽东从抗大讲课回来得到消息大吃一惊。

其实，早在10月份贺子珍就向他透了风，只是毛泽东没有在意而已。 那时，贺子珍试探性地对毛泽东说：“我……我想走……”

毛泽东一听，问道：“你走哪里去么？”

贺子珍说：“我到西安、到上海治伤去。”

这时，警卫员小贺在门外喊“报告”，毛泽东只得停下了他想说的话， 对门外应道：“进来！”

小贺一走进窑洞后，贺子珍就起身离幵了。

接着，机要秘书叶子龙文来请示毛泽东：“主席，抗大来电话，说新班又来了 200多人，请示主席什么时候接见他们？”

毛泽东手执毛笔坐在桌前，翻看了一下台历说：“后天下午3点吧！” 叶子龙退出后，贺子珍又走回了作为毛泽东书房的窑洞。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毛笔，站起身来对她说：“抗大又新到了一批青年，要我去接见。”

贺子珍心绪忧忧地说：“你可真忙！ 一有时间你就消耗掉，不是开会就是写书，再不就是看文件、接见什么人……”

毛泽东解释：“我忙的是工作，现在正是抗战时期，形势变化一曰千里，我们不去研究不行啊！ ”继而，他耐心地说，桂圆，现在局势发展了，我们应该和这些来延安的人多交往，多谈心；还有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非党群众、爱国青年，很需要我们给他们讲一讲革命的道理，这也是调査研究， 是眼睛向下联系群众的政治工作，为什么不做呢？”

贺子珍一时语塞，只是说：“你的感情太复杂了……”

毛泽东笑慰道：“革命的感情是第一位的么！”

贺子珍表情怏怏的，但是再也没有说什么。

第三天，毛泽东如期到抗大去接见了新来的200多名学员。

面对一心忙于工作的丈夫，贺子珍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烦恼，更为自己终日守在房中不能进行工作、不能投人延安火热的生活而痛苦；她在战争的环境中生活惯了，不习惯过“平淡”的日子，因此，她下决心要离开延安，先去找个地方治好了身上的伤，再来进行工作。

这时中国命运正处在变化的关键时期，毛泽东需要考虑的大事太多了，他整日整夜地工作着，根本没有留意到妻子感情上的复杂变化。此刻， 他看到贺子珍要走的报告，面对怀着身孕执意要离自己而去的贺子珍，毛泽东对她说：“桂圆，你听我讲，你最好不要走。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是能在宽容之下消除的。你晓得，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掉眼泪，但是我一听不得穷苦老百姓们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

贺子珍强调说：“我身上的伤痛得越来越厉害，我要去治伤。”

毛泽东走向前莱，深情地对贺子珍说：“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警卫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了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

子珍听不进毛泽东的话：“你现在跟我讲这些做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三是在贵州，最艰苦的时候听说你为了救人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贺子珍打断了毛泽东的话：“我已经向组织上提出了申请，我要走！”

说完，贺子珍走回到她里间的窑洞休息，毛泽东随脚跟过来，继续劝说她，但是，这时贺子珍拿定了主意一定要离开延安，对毛泽东的劝说根本听不进去。

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也极易动感情。他劝慰妻子：“桂圆，你听我说，我现在的情况，与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那时候我没得发言权，受打击、受迫害；现在，我有发言权了，多少干部和青年希望见到我，和我谈论党事国事，你应该高兴呀！为什么你总要和我格格不入呢？桂圆，不要生误会了，我们在战争中受尽折磨，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反正我要走！”贺子珍最后表示，“我必须去治我身上的伤！”

本文来源《贺子珍》，作者陈冠任，由井冈山红井冈培训基地整理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