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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杨昌济在全国教育界很有影响,尤其是在伦理学研究上知名度 很髙。他一边教课,一边主持创办湖南大学。辛亥革命前,他和好友章士钊 就曾酝酿过创办湖南大学。归国后不久,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一 《余归国后对教育之所感》中,又提出创办湖南大学的设想。1916年底,北 洋政府成立了 “湖南大学筹办处”,由杨昌济主持其事。
然而,由于经费困难,湖南大学的筹建工作一波三折。1917年,章士钊 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兼逻辑学高级讲师;他向校长蔡元培推荐杨 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同意,函邀杨昌济前往北大执教。此 时,杨昌济早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 由学风,接到蔡元培的邀请后,便欣然应聘。1918年6月初,他举家迁往北 京。
临行前,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罗学瓒、张昆弟、陈昌、已改名为向 警予的向俊贤、陶毅、蔡畅等人前来送行。杨开慧看见他们,心里依依不 舍,怅然若失地说:“我们到了北京,只怕难得见面。”
说罢,她望着即将分别的毛泽东,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但是,众目睽睽,毛泽东没有说什么。
上车时,杨开慧又说:“我真想留在长沙,和你们在一起。”
向警予说:“到了北京后你可要多来信,报告好消息啊。”
杨开慧若有所指地回答:“你们要记得我!”
“你也要多写信和我们联系呀!”这时毛泽东会意地回答,“我们会想 着你的。”
到达北京以后,杨昌济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号。
在北大,杨昌济负责讲授两门学科,一门是“伦理学”,这是本科的必 修课;一门是“伦理学史”,这是选修课。他讲授伦理学用的教材是德国人 鲍尔生写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这本书是他自己从日文翻译过来,并由 北京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他讲的《伦理学史》,则主要是用日本东京高等 师范学校教授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讲义》。在长沙期间,他把这本讲 义译成中文,当作高师学生的教材,但是没有翻译完。此书1919年北大出 版时稍有添补。1920年他逝世以后,又曾经再版。胡适在再版的《跋》中,对 该书作了很髙的评价。
豆腐池胡同在鼓楼后面,9号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杨昌济在门上仍 挂着一块铜牌“板仓杨”。
来到北京后,杨开智转入北京汇文学校就读。杨开慧仍然在家。
这时杨开慧已经17岁了。母亲向氏为她做了一件杏花绸的薄棉衣,一件漂亮的浅灰色绸料夹衣,杨幵慧不穿,给了嫂嫂李一纯。妈妈想给她打 几件首饰,她也不要,笑说母亲是“俗人之举”。
在北京,杨开慧没有改变以往在长沙时的习惯,她不讲吃,不讲穿,不 追求个人享受,仍然穿着粗衣布裙,梳着普通的蝴蝶头。她无意于京城的 繁华、古建筑的美好,却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
时代在向前发展。这时的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思潮的会聚地点。一些进 步的知识分子,常到这里讲学,宣传革命道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倡 导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刊物到处都是。
杨开慧认真阅读这些刊物,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识,吸收各种新思想。
但是,在北京的日子里,她又总是觉得像缺少了什么似的,常常怀念起在长沙的那些难忘岁月。究竟缺少了什么呢?她开始还不甚明白。后来,她才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家里缺少过去那种生气勃勃的讨论会,北京缺乏长沙那些谈得来的朋友,在学习上,也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兄长做老师。于是,在家里,她更加拼命地看书学习,以求摆脱孤寂无朋的落寞。然而,每当她碰到新问题,百思而不解的时候,便又禁不住想起毛泽东深入浅出地为她剖析疑难的情景,突然之间,杨开慧有一神感觉: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毛泽东铿锵有力的谈吐、:和蔼可亲的面容、高瞻远瞩的议论,犹在她的眼前耳边,立即,她又精神二振。
有时,读书感到疲劳了,她合上书本,用手支撑着下颌,不禁在想:“要是毛泽东能到北京来,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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