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无产阶级最早诞生在19世纪60年代九江开埠后,外国列强在九江开办的码头和工厂里。那时，美英等国在九江开办航运业，入港船只随卖随去，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廉价劳动力被招进充当运输苦力，成为江西最早的码头工人。1875年至1877年,俄国人在九江开办了两个砖茶厂，江西出现了第一批制茶工人。顺丰砖茶厂经常雇用工人800-900人，它在福州、九江设有分厂，年产15万吨。阜昌砖茶厂经常雇用中国工人1300，2000人，它在福州、九江、上海、天津等地都设有分厂。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官办企业、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民，江西工人数量才有所增加，工人阶级队伍才初具规模。民族企业最早的工人是从商办民用工业中产生的。1883年在南昌创建的罗兴昌机器厂，起初雇用27名工人，后来相继雇用了34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收回利权、抵制洋货的运动中，涌现一批企业。例如，江西全省铁路总公司、江西机器造纸有限公司、徐坊煤矿、江西内河商轮公司、江西省城电灯厂、吉样机器砖瓦厂、江西樟脑公司、乐平大振星纱厂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上述企业规模不等，大的如铁路公司.有几千工人。但更早出现而又集中的产业工人还要算安源煤矿工人。自1897年起、官僚张之洞、盛宣怀在江西萍乡主办萍乡煤矿，资本69.9万元，并向德国人借线，进行洋法开采,约有5000工人。

进入20世纪后,随着近代工业企业的增多,江西工人阶级队伍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在1918年前后,全省产业工人约六七万人，其中矿产工人近2万人,陶瓷工人2万人，航运码头工人2000人，造纸工人2000人，纺织、加工、化学工业近5000人,公共服务人员2000人,铁路近2000人，制茶工人千余人。从这些工人分布的企业性质看,外国企业和官办企业中的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2/5，私营企业约占3/5。从这些工人分布的地区看,主要集中于南昌、九江、萍乡、景德镇等地;从这些工人出身看,大多来自乡村的破产农民和城镇破产的手工业工人。此外,全省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作坊的手工业工人还有6万余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生活苦难的人们一旦沦入工人行列，就须承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江西工人阶级的早期境遇同全国各地工人一样，是极端恶劣的。在工业相对落后的江西，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更为恶劣。在经济上受压榨，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第一，政治上受压迫，毫无人身自由。中国统治当局历来对包

括工人在内的劳动人民实行严酷的压迫，从法律上肯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奴役和压榨，取消了工人的各种权利。不仅如此，各工厂企业还设有监工、把头，甚至雇用警察，他们均可任意打骂、监禁工人。在萍乡安源煤矿，自矿长以下各级职员及工头等,可以随意殴打工人。工人稍不如其意，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蔑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署拘留横加拷打。其他各地也是如此。全省还有不少工厂和手工业作坊雇用童工或包身工。他们在劳动中稍有不慎，即遭工头毒打。

第二，劳动时间长，收入少。辛亥革命前后，南昌一般企业中工人每人工作12小时以上，有少数工厂的工人竟达15小时之多，有的企业工人没有休息，般都吃住在厂里。1905年开办的新建县徐塘煤矿，工人每日井下劳动13小时。安源煤矿工人，每日劳动均在12小时以上。工人长年累月地干活，工资收入却甚少。1912年，安源媒矿工人日工资只有0.250.30元墨西哥银洋。九江码头工人，工钱每月5元至10元,仅能维持个人生活，间有少数收人稍多的也仅够一家二三口之用。工人工资如此微薄，还经常受资本家克扣，不能按月发给。工人除受厂主剥削外,还要受包工头的盘剥。安源煤矿总监工王鸿卿，每月剥削工人血汗钱2000多银元,超过其薪水7倍。

第三，劳动环境恶劣,生命毫无保障。1917年南昌20多家碾米厂，由于厂房狭小,设备简陋，厂内常年灰尘弥漫,不少工人染上肺结核。1919年南昌100多家纺织厂，大都厂房狭小,厂内棉絮飞扬。即使有上千年历史的景德镇瓷厂，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十分恶劣,常年在昏暗的油灯下工作，烟雾弥漫，既伤眼力,又损肺部。至于煤矿,劳动条件更为恶劣。安源煤矿工人下井采煤，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仅用一块3尺长的粗布裹身,在又矮又小的矿井内挖煤，并由工人口含小油灯.四肢爬行,将煤一筐筐拖出。井下也无通风、排水设备,经常发生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1905年，该矿东平巷一次瓦斯爆炸中死亡工人90多人。1917年8月的一次瓦斯爆炸又死亡工人27人。

处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重重压迫之下的江西无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在历史上曾经运用各种方式，同反动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地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江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起初表现在争取经济权利方面。1870年4月，新昌县天宝纸业工人200余人因反对纸槽主降低工资，在李世魁、李世昆等领导下,联合本县和邻县义宁州(今修水)红莲教徒举行罢工,先后到斜巷、邹家厂等开仓吃大户。后遭当地团勇镇压，李世魁等10余人被杀。1876年，景德镇瓷业工人1万余人为反对厂主供给恶劣饭食爆发了罢工斗争。这次罢工，规模之大为全国少有。此后，1907年和1912年,景德镇瓷业工人为增加工资又爆发了罢工，迫使厂主答应了工人的要求。

江西无产阶级最早涉及的反帝爱国斗争,是从参与反对外国传教士到江西传教开始的。1862年3月，南昌发生驱逐法国传教士罗安当和捣毁教堂的斗争.就有大批手工业工人和码头工人参加。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时，景德镇也爆发了全城工人和其他城镇居民一道捣毁教堂的斗争，后当局出面干涉时,全镇瓷业工人罢工20余天。1906年2月，南昌教案发生时，也有不少工人参加，并爆发全城罢工，以配合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与此同时，江西工人阶级反对厂主与洋人勾结欺压工人的斗争也屡有发生。1905年5月，安源煤矿外国监工借口工人做工贻误扣发工人工资，激起工人罢工，捣毁矿局公事房和外国监工、矿局职员的住宅,痛打监工，夺取军械。这次罢工持续了3天，迫使矿局同意了工人提出的撤换外国监工、补发工资的要求。

江西无产阶级早期政治斗争的突出事例，是参加1906年12月爆发于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早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便陆续派遣会员回国策划武装起义。1906年夏，在日本留学的湖南籍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萍乡籍会员蔡绍南等奉派回国，运动湘军，重整会党，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刘道一、蔡绍南等遵照黄兴的指示,在长沙召集革命同志会商后,分头运动军队，重整会党。负责联络会党的蔡绍南回到萍乡，通过儿时朋友魏宗筵,约集萍浏醴地区哥老会首领龚春台等百余人，在萍乡焦园秘密开会，议定以湘、鄂、赣、闽数省分布较广的洪江会为基础，联合哥老会和武教师会，组织相对统一的六龙山洪江会。在蔡绍南、龚春台等人的宣传鼓动下,许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入会。数月间，洪江会成员遍及萍乡、宜春、分宜、万载及浏阳、醴陵等县。

1906年12月4日,起义首先在萍乡北境麻石爆发。起义军以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令的名义，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主张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实现地权平均。12月6日，龚春台率起义军2万余人攻占萍乡上粟市,12月7日又占领宜春的慈化。12月8日，文家市、牛石岭、永和市、红绫铺等地相继发难后,萍乡部分矿工们又与其相呼应。安源以萧克昌为首领的哥老会6000余人，因没有得到提前爆发起义的消息，未能直接投入起义战斗，但他们以枕戈待命的6000之众，和在矿区内尽可能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牵制了官府的注意力和大量兵力,对起义的一度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反动当局为阻止安源工人起义，起义后不多天，就诱捕并杀害了领班矿工萧克昌。

这次起义声势浩大，清朝统治者为之胆战心惊。江西巡抚吴重熹和湖南巡抚岑春莫立即出动兵力,分别进攻萍乡、浏阳各处的起义部队。起义部队时聚时散,伺机反击,官军不能取得全胜,反而屡受挫折。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两江总督端方从江苏,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会同作战。在官方优势兵力的围剿之下，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了下去。

江西无产阶级的早期反抗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些斗争,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以沉重打击，表现了工人不甘屈辱、不畏强暴的彻底革命精神,显示出江西工人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力量.是最有前途的阶级。但早期的这些工人斗争，主要是自卫斗争、经济领域的斗争，属于自发性质。斗争没有明确的政治、经济目标,仅局限于区域性，大都是小规模的，力量分散，参加的只是互不相关的少数厂矿行业部分工人，斗争手段简单、落后。

由于当时工人还属于自在阶级，还只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没有科学的思想为武器，没有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除了一些零散的反抗外，斗争的组织者主要是会党及帮派组织。因此，这个时期的斗争大多归于失败。但这些早期斗争、为江西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