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辛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先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拥护共和”的高调骗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继而玩弄权术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攫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以北京为首都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掌握政权后，立即向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1912年8月成立)开刀，并派人于1913年3月将极力主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暗杀。袁世凯还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获得以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费。这时，孙中山等才警醒过来，认为“非去袁不可”。这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不久遭到失败，他本人被迫流亡国外。袁世凯不但下令解散国民党，还解散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随后，他又授意制定赋予他个人独裁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用以代替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处心积虑地为复辟帝制做准备。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竟然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4]。

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称帝。他的倒行逆施，很快遭到各派反袁力量和全国民众的坚决反对，这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不得不草草收场。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实际控制北京政权的则是北洋军阀的另一个头目、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1917年6月，原驻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间的矛盾带兵进入北京，并于7月导演了拥戴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称帝的又一出复辟丑剧。在举国声讨下，原想利用张勋倒黎的段祺瑞，以武力粉碎这次复辟，并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执掌北京政权。但他仍拒绝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而用他自己炮制的御用国会装点门面，假共和之名，行军阀专政之实。

这时的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权，并统治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以冯国璋和他的继承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统治直隶(1928年改称河北)、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扶植下，逐渐把势力扩张到关内，同直、皖两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此外，各地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产，凭借手中的武力实行军事专政。官僚、政客和土豪恶霸则是他们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并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派军阀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都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北洋军阀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北京政府先后颁布《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惩戒国贼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权利。军阀们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布各地。不仅社会最下层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要受到严厉“制裁”，就是上层人士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也随时有被加上“乱党”、“国贼”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危险。中央和地方的军阀都竭力扩充军队。全国陆军1914年为45.7万人，1919年增至138万人。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各级政府任意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并滥发公债，滥铸铜币，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变相掠夺。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加上军阀战争造成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