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更加激烈。

1919年的巴黎和会没有提出解决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的方案。美国因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获得预期的利益，遂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发起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日本、中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九国。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限制军备问题；二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主要是讨论中国问题。在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席代表提出了维护中国主权的正当要求，但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放弃已到手的在华利益，使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只是由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扩大它自己的在华势力，才使日本被迫于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同意将它所攫取的山东部分主权归还给中国。

会议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的条约(草案)》(简称“九国公约”)，其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所谓“机会均等”，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应得到同样的好处；所谓“门户开放”，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关闭它在中国所控制地区的门户而不让其他国家进来。其实质是在确认美国所占优势的基础上，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联合统治和共同控制，并限制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防止英、日两国结盟的可能性。

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列强都极力扩大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从经济上、政治上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各国输入中国商品的净值指数，以1913年为100，1921年增至158．9，1922年又增至165．8。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金额，1918年至1922年的短短几年内，竟增加三倍以上。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新设立的工厂、银行，也迅速增加。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的加剧以及国际格局的新变化，给中国政治局势带来重大的影响，由外国列强分别操纵控制的中国各派军阀之间抢夺地盘的纷争更加激烈。1916年以后，北京中央政权一直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军阀手中。1920年7月，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发动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的主力，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日本为了夺回控制权，极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掌握中央政权。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奉军大批进入山海关内，企图消灭直军。1922年四五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被迫退回关外。从此，直系军阀独占北京中央政权，差不多控制了华北和华中的全部省份，并野心勃勃地把它的势力向南方扩张。中国的政局陷于内争迭起、战乱绵延的境地。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各派政治势力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在统治阶级方面，控制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各省地方军阀则要求“自治”或“联省自治”。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各派军阀自身的利益，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改良主义者主张建立“好人政府”，以为用不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统治，只要有所谓的“好人”进入政府，中国就能得救。至于这些“好人”如何才能进入政府，以及进入政府后是否能起作用的问题，则是他们所不能答复的。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但却提不出足以动员群众奋起斗争的革命纲领。1920年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粤军逐出广东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树起“护法”的旗帜。1921年4月，孙中山被在广东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打算依靠陈炯明的武力，以广东为基地举行北伐。陈炯明虽是国民党人，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事业，甚至还标榜奉行社会主义，但他暗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策动，并和直系军阀相勾结，于1922年6月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终于暴露出他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反动面目。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他的护法运动至此完全失败。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爱国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正在此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当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信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近代工业，无论是上海、长沙、香港日益高涨的罢工斗争，还是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很容易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总是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地破坏以至武力镇压这些群众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斗争目标上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这种从实践中产生的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推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确定现实的奋斗目标和相应的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的过程中，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对党正确把握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和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192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1]在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如分配土地等。

列宁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十分中肯地指出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出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华盛顿会议进行侵略扩张的面目，广泛传播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总结和交流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会议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讨论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这次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问题，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这一时期，党一方面通过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开始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逐渐酝酿和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

党首先向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个文件着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文件批判了在时局问题上封建军阀所散布的反动论调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的错误主张，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文件还指出，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