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各派军阀中，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最强。他们在英、美等国支持下，于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中央政权。1923年3月，他们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加紧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再次挑起军阀混战。到1924年，参加混战的兵力达45万人，战火燃遍了全国大部分省区。随着军费的激增，大小军阀在他们的统治区内巧立名目，增收捐税，滥发纸币，肆意搜刮，致使经济萧条，生灵涂炭。

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吴佩孚镇压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此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

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他们强调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这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们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张国焘、蔡和森等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不难看出，争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等人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更符合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结束后将近一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才传到中国。这个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指示还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并且“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这个指示对于克服三大的不足，对于共产党人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党的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后，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和农民，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课题，摆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此，党内许多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陈独秀在党的三大前后著文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而不能发展，因此，当前最急需的是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强调，现阶段的革命虽然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由于主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又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党人不可轻视这一革命的重大意义，不可有超越现实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他认为，各民主阶级的革命力量必须集合起来，以国民党为中心，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在论述农民的重要作用时指出：“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2]他还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和非革命的三类。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对于帮助党员提高认识，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陈独秀对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表现出比较大的动摇。二七惨案以后，随着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他对工人运动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由重视无产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他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他也看到资产阶级幼稚，但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增强。他的看法实际上是：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对于民主革命的前途，他认为，“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若有特殊情况，“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这种认为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后来被称为“二次革命论”。

其他共产党人也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923年1月，蔡和森在《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从新近的历史来看，“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上走的有中国共产党”。9月，瞿秋白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指出：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应当“勉力栽培无产阶级之组织及训练的根本，而同时在总的民权运动中勉力做主干”，“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无产阶级的最近目标，是“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邓中夏在同年12月所写的《论工人运动》中指出：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这些认识对后来党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

[1]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中央驻地由上海改为广州。马林将这一决定带到中国后，中共中央机关约于1923年5月由上海迁至广州。

[2]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