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由于在广东已存在革命政府和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省港大罢工比其他地区的运动有着更加有利的条件，声势更大，坚持的时间也更长，成为大革命高潮时期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斗争。

6月2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6月上旬，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5]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派李森（李启汉）、刘尔崧、冯菊坡、施卜、林伟民、陈延年组成“党团”，到广州沙面发动工人罢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罢工的指挥机构。6月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和广州市内各洋行工人宣布总罢工。到6月底，省港两地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万。罢工一开始就声明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要求，并向港英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劳动立法等六项条件，因而具有鲜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性质。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先后约有20万人返回广东各地。

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及其他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密集的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造成惨重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事件中有50余人被打死，170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同时封锁出海口。

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选举苏兆征、李森等13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由苏兆征任委员长，下设财政、纠察、法制、审计等多个办事机构；邓中夏为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罢工的一切事宜。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罢工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实际上担负起一部分政权组织的任务。

在罢工斗争中，省港罢工委员会尽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它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为核心，联合香港、广州的其他工会，组成2000多人的纠察队，团结广东沿海广大农民群众，对香港实行封锁。香港被封锁后，进出口商品总额减少一半，经济生活陷入困境。罢工委员会又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准其直来广州”，用以拆散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反对省港大罢工的联合战线。从此，除英国外的各国商船直接来广州的日益增多。国民党领导人和广东的工商业者对罢工工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1万元，并在物资上给予罢工工人不少帮助。

1926年10月，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尽快结束罢工的建议，宣布结束罢工，并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在全国人民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省港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组织严密、战斗性很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

[1]四项提案及其内容是：“增订印刷附律案”，规定一切印刷品须向工部局登记方准出版，否则处以罚款。“交易所注册案”，规定中外商人开办交易所须向工部局缴款。“增加码头捐案”，规定向华人所抽的码头捐由3%增加到5%。“取缔童工法案”，规定四年内禁用10岁以下童工，这一规定是工部局为应付当时要求保护童工的舆论而作出的。

[2]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3]“十七条”交涉条件包括四项先决条件和十三项正式条件。四项先决条件是：（一）宣布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被占据之各学校原状。十三项正式条件是：（一）惩凶；（二）赔偿；（三）道歉；（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六）优待工人；（七）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九）制止越界筑路；（十）收回会审公廨；（十一）解决工部局投票权案；（十二）取消领事裁判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上海总商会删去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条件。

[4]《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5]1925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成立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就近指导广东工作。该委员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和鲍罗廷五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