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1923年5月，蔡和森著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1]。

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指出，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2]。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殖民地弱小民族里的国民革命，“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因为这种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3]。

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这就为党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

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主要是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党的四大认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是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4]。五卅运动后，瞿秋白指出：民主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5]；如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它很快便会与敌人妥协。他还指出：现在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因此“弱小民族之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有计划的发展经济，以渐进于社会主义。他多次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6]。瞿秋白充分强调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以及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是正确的。但他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否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是把非资本主义前途理解为马上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民主革命阶段提出反资产阶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