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

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毛泽东、朱德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会剿”后，井冈山根据地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在朱培德、何键、金汉鼎的指挥下，以六个旅3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同时，加紧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红四军不仅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而且经济十分困难，再次面临建军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4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县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反“会剿”的部署，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以便解决由于敌人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以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的办法打破敌军的“会剿”，保卫和发展根据地。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由于脱离根据地作战，没有地方党组织的接应和群众的配合，红四军处境非常困难。首战大庾(今大余)失利后，再战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皆失利。2月10日大柏地一战，红四军激战近一昼夜，至11日下午歼灭尾追之敌大部，俘敌800多人，取得战斗的胜利，从而改变了下山以来屡战屡败、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久，红四军在吉安的东固根据地与李文林、段月泉等分别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这时，红四军得知井冈山已被敌人占领，原定内外线配合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已无法实现。鉴于这种情况，红四军遂于2月下旬经广昌、石城等地向闽赣边界挺进。3月，红四军第一次进入福建省境内，消灭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乘胜进占长汀县城，并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3月20日，前委决定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4月，红四军由福建回师赣南，先后进占瑞金、雩都、宁都、兴国等县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初步打开了局面。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朱德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于2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写来的信。由于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估计不足，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中央在信中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以免“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4月5日，红四军前委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主张利用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江西的时机，积极进取，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前委在信中还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后来由于蒋桂战争爆发，中央改变了二月来信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见。

1929年5月至10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到广东参加粤桂战争造成闽西空虚的时机，先后两次进入闽西，歼灭当地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这时，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也有很大的发展。11月，罗炳辉（共产党员）率领国民党吉安靖卫大队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到1930年春，包括兴国、雩都、宁都、瑞金、赣县、安远、寻邬、信丰、南康等县的赣南根据地和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1930年3月，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曾山、邓子恢分别担任政府主席。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和闽西的红十二军及赣西南的红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接着又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后来，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二十军和红二十二军也划归红一军团建制。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